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此外，政策吸取了过去保障房，及自住房政策的一些问题。共有产权房是北京对自住房概念的升级，吸取了自住房的优点，规避了一些缺点。从产权意义上保护了保障房人群的资产升值权，体系内流转又可以做到避免过度福利化。而未来共有产权房购房者退出后，再购房群体依然是共有产权房群体，这样可以避免过去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大量转商的现象，同时减少了带有投资属性需求的进入共有产权市场。

《保护人权规范公权 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发布》“黑榜”公布后已经过去了几天，针对这十家单位的整改情况，当地媒体进行了暗访。从暗访的结果来看，绝大多数问题都得到了较好整改。例如，在青山区公安分局冶金街派出所，工作人员一改此前态度热情接待市民，并为咨询者列出材料清单等等。